台灣原住民族國際事務

(This is my own reflection upon Taiwanese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affair, written after an invitation to speak with two other colleagues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我估計這一篇現在和以後都會有讀者。歡迎。這裡有我當晚未說盡的話。

謝謝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邀請，讓我有機會在102年3月27日晚上以一個翻譯工作者的身分，分享台灣原住民族國際參與。這是自己蹲在人前，低頭用僅有的排灣族語和vuvu們說的話，希望我們三人的分享使人得益處。

另一次讓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經驗分享是2010年5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當時同樣拜工作之賜，發表文章分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參與以及南島民族論壇（後稱南島民族國際會議），現場多數是研究或關心台灣原住民族的歐洲學者或工作者，之後也出版了。

然而，不論是第一次、第二次或未來第N次， 每一次都讓自己更清楚心裡不以國際事務為標榜的界線，同時卻沒能真正完全擱下它。

不標榜是因為自2001年隨原民會大專生國際交流計畫初訪夏威夷後，因緣際會留在國際事務裡頭數年，鎮日身在其中做它，想它，算計它，也被它算計。直到出國留學那段時間，一點都不過問，卻絲毫不遺憾，不是真的放棄了，而是發現竟然可以不標榜它而做，更盡興，也更自在。

沒能完全擱下是因為仍舊看見原住民族國際事務被窄化成單一種國際參與，尤其是和台灣魔咒「聯合國」牽扯掛勾的各種參與，不論是現場引言或會後報導「國際事務座談會：青年師大交流分享」都有這種傾向。這和聯合國是否值得參與絲毫無關，只是凸顯了連國際參與都不免被政治或國家染指的遺憾，其實是眼界不夠，也浪費了師大原無疆界辛苦製作的宣傳海報。

因為海報原來就是要呈現台灣原民族國際事務的核心價值：多元參與。

上左，Saiviq（台東排灣族）在一群非洲兒童中間燦爛微笑，她以志工的身分前往東南亞、南亞及非洲，基督信仰激勵她的愛心，投入跨國人道救援工作，那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沒在怕的。

上右，Jocelyn（台東卑南族）帶著卑南族花環在聯合國裡念聲明稿，她善用各項優勢在聯合國體系耕耘數年，身為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青年工作小組主席之餘，其實也深受國際現勢限制，步步為營。

下中，Yedda（屏東排灣族）拿著麥克風，在花蓮替紐西蘭毛利族語講師翻譯，協助他們和台灣原住民族語教師分享拯救族語的經驗。為原住民事務翻譯，流暢準確只是基本條件，重點是連結訊息和聽眾的關係，不能同理做不到。

這張海報就是要我們以「貌」取人，不應該客氣，因為這些「貌」和其他不在海報上頭的各種姿態根本早該破了我們對台灣原住民族國際事務的單薄想像，早該還給後進一片寬闊的天空，他們有勇氣相信自己可以在裡頭盡情揮灑，只要有心，也用心。

回到台灣原住民運動興盛的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期， 當時的國際參與確實和聯合國息息相關，也是循非政府組織代表訴求原住民族基本權利的模式，和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其他國家原住民族惺惺相惜，有大型國際組織關注贊助，甚至陪著一起上街頭，也有國際原住民社群的兄弟姊妹支持相挺。那真是理直氣壯的一段。

幾十年後，台灣原住民族有了年度預算幾十億的中央主管機關、基本法和其他原住民相關法令、國會民意代表六席、就業保障、全民健保補助和老人年金等等。同一時間，東南亞、南亞、拉丁美洲、大洋洲、甚至北美洲的原住民社區內，孩童婦女依舊人身安全不保、青年高自殺率頻傳、更沒有就業、就學、智產保障等等。相較之下，怎麼不讓之前支持相挺，卻仍在為多年前訴求吶喊的國際兄弟姊妹感到情何以堪？看不懂到底還要什麼？

這樣絕對不是說台灣就失去了與基本權利相關的訴求，正好相反，我在「初次國家人權報告書之國際審查會議」已經明白交代至少有哪些面向仍可以透過國際參與運作。這樣說是要提醒結合國際原運的權利訴求，都應該釐清台灣原住民族的處境至少已經有結構上的變化，這個變化足以改變訴求的內容與性質，也足以改變訴求者在其他國家原住民代表眼中的身分，更足以讓我們思考國際事務的其他面向，關注其他種類與場合的國際參與。

例如，投入世界原住民族廣電組織的原民台和秘書Patagaw（屏東排灣族）； 和太平洋、東南亞廣泛進行文化交流的原住民文化園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促進原住民族國際交流獎補助實施要點」申請出國的團體或個人參與；地方各原住民鄉鎮市區自行辦理的國際活動（如台東南島文化節、獅子鄉國際麻里巴狩獵祭）；甚至是我在「我的公務出國報告們」提及的南島民族論壇、歐盟等等。不論是在國外或在台灣，都顯見台灣原住民族國際參與的廣度。

這些都還沒有包括原住民個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面的國際參與。

以奉「不出版，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為遊戲規則的學者而言，常常參與領域內重要的國際研討會，並且多多在同行認可的國際期刊發表，就是在這一行生存的基本要件。台灣的原住民學者也都沒有放棄他們的國際參與吧。

讓我最盡興，也最自在的國際參與就是像左圖2011年在斯洛維尼亞的經驗：讀史料，傳講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故事，然後用我自己的觀點解釋故事的含意。不搖旗吶喊，不衝撞，不須翻譯，看心情場合決定要不要唱歌跳舞；故事就是我的台灣原住民國際參與。

如果說現在台灣原住民社會以行政院原民會為馬首是瞻，什麼都看它做，窄化國際事務意涵的責任也許可以歸到原民會長年推動派員參與聯合國，辦理國際事務人才培訓也只是派員的前置作業，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樣做其實是壓縮了其他型態的國際參與被原民社會看見的可能，也壓縮了它們可以生成的空間，而聯合國明明只是其中一項。

說到底，國際事務只是原民事務的其中一環，預算每年隨施政重點浮動，真的只能算零頭中的零頭，但它的效益在我個人看來是不具體多於具體。豐富多元的國際事務很引人，可以滿足好奇心，培養視野；也很值得，可以跨文化借鏡學習，造成改變。這些恐怕都是墨守成規，無法於與時並進的國際交流無法辦到的。

所以，國際事務的範圍應該鬆綁，人才培訓的內容要納入更多元的個人與團體、民間或公部門的國際參與，甚至不只是創造原民部落走出去的契機，也邀國際入原民部落。更換國際交流的場域不會限制國際事務的發展，開放國際交流的型態也不會犧牲特定型態的預期目標。

其實，國際事務更神奇的是，它會選擇適合它的扮演者，再狹隘的眼界也抵擋不了它自我創造多元參與的能量。回到海報看，當志工的Saiviq站在人群當中；當主席的Jocelyn坐在人前；當翻譯的Yedda則介於訊息與訊息之間。 她們就像各種形狀不一，功能不同的器皿。

台灣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也會篩選適合它的器皿，因為它其實不是指特定的一件事或一種參與，它是一種樂於與不同族群交流分享的心境。它是一種觀點，感動願意被感動的人，選擇擁抱它，然後在個人生涯中和它一起成長。